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那么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与过去常提的“职业打假”、“职业索赔”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内容是怎样的概念，以下谈谈个人的理解：
依据《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 [2011]5 号）第二部分法律常用词语规范第14点：“谋取”是中性词，可以谋取合法利益，也可以谋取非法利益。“牟取”是贬义词，表示通过违法行为追求利益。所以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指依法规范通过违法行为追求利益的行为的当事人，那么有哪些具体行为属于这个范畴呢？第一类是：“制假打假”、“敲诈勒索”、“职业索赔”等形式的职业团队“制假打假”这类打假人在市场上难以发现问题后，开始想办法通过购买一些产品，比如罐头食品等，放置异物，之后进行投诉举报；把未过期的产品掉包成过期的产品等等，他们怕市场监管部门并不受理，会选择购买多个批次、多个地方的该公司产品，放置异物或者用过期食品掉包，往成品里面利用技术手段塞入头发等污秽异物，之后通过不同的团队成员进行投诉举报。有的把过期食品提前带入藏在某角落，第二天购买相同食品，在拿提前带入的食品结账，然后索赔，这类打假人在广州、北京等地方已经发现。他们以非法手段来获取不正当利益（例如：掉包、该行为其实不属于职业打假的范围，已经涉嫌构成违法犯罪）“敲诈勒索”“职业索赔”这类打假人比如深圳已经打击过的一个经典案件案情；他们从深圳各区的烟酒商行、 酒楼、 超市大批量购买无中文标识的洋酒、 红酒、 奶粉、 巧克力等商品， 其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 而是购买后通过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利用商家害怕市场监管部门处罚的心理，对商家进行敲诈，一旦勒索成功，他们便会以无法提供证据材料为名撤销投诉举报。其向受害人保证收到钱就会向食药监局撤诉，否则他们将不惜使用投诉监管部门不作为的方式来威逼监管部门对商户进行处理，或者会针对商户进行无依据的消防、 安全等投诉，其敲诈勒索动机非常明确。第二类是：称为：“知假护假”的职业打假人团队；他们一般的操作是：比如A,B药品企业有同样的问题，属于同类产品。A企业是上市企业，他就打人家的假，最后由于A上市企业法律团队强大败诉，他就把自己败诉的法院判决、调查取证、听证资料等卖给B企业，这样B企业在面对食药监管相关部门的时候拿出A上市企业的办法进行回复。假如赢了A上市企业，就A,B一起收钱。在了解同类型问题之后开始与B类问题产品企业进行合作，保护他们的产品，也不再打B类企业的假，B类企业每年给价值不菲的“顾问费用”；保障B类企业在被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时及时出手。
包括不限于以上形式的行为都可以统称为牟利性“打假”和索赔行为，相关团队与人员我们可以统称“牟利索赔人”。以下通过对“职业打假人”与“职业索赔人”进行具体论述进行阐述：
1.“职业打假人”与“职业索赔人”
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1995年，22岁的职业打假人王海横空出世、迅速成名，随后一大批职业打假人随之出现。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很稚嫩，各地的消费环境还非常落后，亿万消费者尽管有了法律武器，但还远远无法全面、及时而有力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那种时代背景下，就职业打假人而言，其紧盯违法经营行为、震慑违法经营者的表现，在加强社会监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理解甚至支持，在客观上弥补了法治和市场监管的不足，对消保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不法生产经营者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在当时职业打假人赢得了公益光环，一时间成为众多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20多年过去，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十倍赔偿”条款出现之后，“职业打假人”群体中的许多个体却背道而驰，已经从“打假”变为“假打”，他们利用经营中存在的漏洞，夸大食品危害，更多在商品标签瑕疵上做文章，为了自身的私利恐吓商家，甚至要挟执法人，为了索赔不择手段，甚至掉包、破坏食品包装，实施敲诈勒索。“职业索赔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索赔手段，他们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食品本身的问题，已变成一种恶意的索取行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索赔”，他们俨然已将该有的“正义”抛之脑后。
2.职业索赔人扰乱了市场秩序
还是伸张了正义？
笔者从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了解到，职业索赔人的索赔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逛超市、食品经营店→买下问题食品或者记下问题食品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等后将“线索”交给同行→与商家“谈判”私了→“私了”不成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给商家施压（如果与商家私了之后便迅速撤诉）→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给商家施压索赔未果便向上级机关或检察机关状告市场监管部门“懒政”、“不作为”给市场监管部门施压→向法院提起诉讼。
笔者在一个山区县了解到有一杭州籍的“职业索赔人”不远万里来到中部地区的一个山区县沿国道一路 “买买买”，后在12331平台上进行投诉，之后就回家等着商家来“谈判”、遥控指挥监管部门给商家施压。短短半个月时间，该县市场监管部门就接到此人近100件食品相关投诉案件。从该县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了解到此人投诉问题基本上都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不规范或者存在瑕疵相关问题。该县市场监管人员说到：“对于职业索赔人的投诉，我们都必须拿出全部精力来认真对待，从受理案件开始到处理过程直至案件完结，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时限上我们都必须小心应对，因为职业索赔人钟爱在受理答复、办理期限、结果答复等时限上紧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上下级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对法律理解上存在差异，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千差万别，处理结果也存在不同，使得职业打假人抓住食品药品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大做文章，如果达不到他们的预期目的，他们就会吹毛求疵的在行政程序上挑刺，不论对错，都提起复议、诉讼，要求信息公开，给市场监管部门正常工作造成了很大干扰。”一位执法工作人员叹气道：“作为基层执法工作人员，我们盼望社会共治的局面，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期盼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生产经营违法行为的线索，但是，职业索赔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索赔，为了要钱，主要方法是恐吓商家或向监管部门投诉给商家施压，主要途径是与商家私了。他们一旦索赔成功拿到封口费便迅速撤诉，甚至开始包庇商家违法行为，消极或者不在配合监管部门调查取证，甚至扬长而去再也联系不上，经营者在被投诉举报者要求私了的时候早已将问题商品全部下架或者销毁，职业索赔人手持证据却玩起了消失，在随后案件办理过程中给执法人员造成极大不便，这样的投诉举报不能起到任何规范、治理市场的作用，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共治局面不是这个样子。”笔者了解到在此山区县的周边县也遭到了此人相同动机、相同手法的投诉，其中在一个县仅此一人就投诉举报了上百起案件。
这样主要通过与商家私了的投诉举报者、索赔者，一路恶意投诉举报之后，便坐等“封口费”，在拿到“封口费”之后迅速撤诉，扬长而去，玩起了失踪，不再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取证，再也不关心违法经营行为和问题食品的处置，这样的行为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做出何种贡献？为社会共治局面起到了多少推动作用？
3.如何面对职业索赔人“井喷”局面？
消保法、食品安全法赔偿条款，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鼓励消费维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提出，应对的是假货横行的局面；利用惩罚性赔偿，来倒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也是社会共治的一种体现；但是笔者认为法律的导向应该是在惩罚制假售假上。
关于“职业打假人”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但是，随着屡屡突破底线的“职业索赔人”的“井喷”，以主要通过“私了”途径来索赔的投诉举报，在打击制假售假、净化市场环境上已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给基层市场执法带来巨大困局，部分“职业打假人”已经实实在在的变了味。
对于商家来说，这些“职业索赔人”令他们感到头疼。北京某著名购物中心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购买果商品真的存在瑕疵，商场也不愿意闹到法院，通常都会选择私了，他们就是在借机敲诈，而且是以此为营生。
笔者在网上也找到了很多关于“职业索赔人”败诉的案例，例如：自2017年以来，全国各地判决了至少20起关于泸州老窖二曲酒的诉讼，各案的事由基本雷同，均为各地职业打假人曲解国家食药监总局文件，以标签问题为由发起诉讼，而在已判决的案子中，职业索赔人均败诉，其十倍赔偿请求均被驳回，部分案子职业索赔人主动撤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孙国印关于投诉无标签农家自榨菜籽油要求“退一赔十”请求案件；重庆市法院驳回关于职业索赔人针对跨境电商O2O体验店十倍赔偿请求案件等等。
虽然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是这些法院在对于“职业索赔人”索赔案的审理与判决，对法理以及《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解与运用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在执法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案件的判决，为如何处理此类案件做出了样板。不过，如何进一步修订和完善《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以尽可能堵住恶意打假的路径，仍然有待完善。
网传最高法院今年5月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时指出，职业打假人对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不乏负面影响，可以考虑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适时出台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
也正是由于这些“职业索赔人”误导媒体、滥用司法、行政资源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2017年5月19日，最高法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明确指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最高法在答复中表示，“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考虑阳国秀等代表提出的建议，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维护市场健康发展，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对于如何控制职业打假人或者职业索赔人“井喷”式出现的局面；对于如何消除其负面影响，如何遏制其滑向犯罪，如何引导其走向正轨，在今后工作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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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斌
单位：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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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编：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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